这位驻巴黎的美国公使发往麦迪逊的家乡蒙彼利埃（Montpelier）一个图书馆规模的货舱的有关历史、政治和经济的书籍。

美浓部达吉则迳从社会契约说导出成文宪法，认为宪法（根本契约）是社会契约之具体化的产物。自由理念是一切有理性者即人格者的意志特征，对于作为人格存在的人来讲，故具有普遍妥当性。

③因此，规范与价值判断之间存有如此逻辑：规范若要有效，必须以相关的价值判断为其基础。[33]从哲学角度，所谓正当性就是人们依正确的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行为。因此，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必须使法律的制订也根源于人民真正的意志。[13]笔者认为，法只适用于人，国家也是为人而存在。人性尊严之彰显，将促进生成民众合法性信念，达成普遍利益认同与共识，从而形成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成为最高判断标准与根本规范，是全体法规范价值体系的根源。

政治信任是通过法律体系这一中介来体现法律对民众利益的保护。因此，基本法的人性观，是指平等自由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由决定其生活方式、未来及行为。因此，是否有效保障人权是衡量一部宪法是否优良的重要指标。

法治的精髓在于政府受到普遍制定的法律规制。然而，民主与法治又是两个容易被人扭曲的概念，譬如民主易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而法治则易成为当权者凭借法律恣意侵犯人权的工具。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应有之意。在形式结构方面，《宪法》的总纲凸现出国家的整体布局，其次才是作为部分的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和国家机构。

因此，确认与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功能。3．自由民主：国情的西方之维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是近现代中国问题（民族、民生、民权），都是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入侵背景下提出的。

应该说，三民主义揭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并将其中国化（这在某种意义上大概是孙中山先生能够成为国父的重要原因）。然而，关于人与人类事物的理论，人们最早关注的要么是最佳秩序、正义的秩序，要么是自然状态。最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14]转引自：刘军宁．为什么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J]．商务周刊，2010,(6)[15]如果人们与那种国家和城邦公民或者与他们相似的人（的意见和生活方式）沆瀣一气，它的生命就不再是人类的生命了.而且如果他指望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决裂，与他们相隔离，并力图获得完满性，那么他就会过得步履维艰。

只有如此，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洞悉我们所处的历史坐标，找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视野中，封闭性、差异性是共同体（国家是其形态之一）的本质，因而是绝对的，而开放性、同一性则是相对的、暂时的。{18}宪法典从整体出发来界定根本法，强调整体。就中西方而言，由于西方现代化较早，三者在历史上基本是历时性地依次经过。

[4]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一般准则。这双重使命水乳交融般地结合，构筑了他们的完美形象。

因此，通过历史叙述物质生活条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证成宪法的正当性，是历史唯物主义宪法的重要特点，如《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宪法》、《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正是近现代宪政的产生，人之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才从自然状态进入到法律状态。

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宪法学所能做的首先是求教于历史经验{8}，丰富宪法经验材料，扩大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提高宪法学的逼真性。列宁曾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智慧。其次，一国宪法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对一国宪法的评价，不能仅限于横向比较研究，还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历史考察。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基本形成。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与理念，而仅凭法律技术，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反，实事求是的态度则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宪法，从而提出行之有效的完善方案，以推动宪法从政治法向宪法法的转变。这一描述、阐释如能统摄所有宪法类型，则说明其理论是合理的、科学的、逼真的。

立足客观实在，形成宪法共识。古典哲人将这一技艺概括为隐微修辞，亦即要求表达要言语适度，切忌原封不动地将癫狂的思想予以直白表达。

就身份而言，作为学者的宪法学家当然具有学术追求的使命。因此，宪法学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并不是在充当批评家、辩护者或赞颂者的角色，而仅仅是一位阐释者。

[1]在这一意义上，对宪法学的理解以及对宪法学家的定位，都必须首先寻求对总体哲学的理解，而古典哲学则是最为纯正的总体哲学。所有其他制度（包括人大制度）都是在这一决断基础上做出的。具体而言，关涉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宪法学，必须关照中国宪法，对历史传统、当下问题、社会生活、宪法体制等给予深切理解，切不可脱离现实，不顾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一味地用西方宪法改造中国，用理想代替现实。关于这一点，钱端升先生认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急的任务在于维持国内治安，增进行政效率，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的革命。

尽管民族、民生、民权相互依存，因而理应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存在差异，这个平衡点势必也会存在差异，并致使其中之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特别突出，从而成为问题的根本矛盾。这样，与西方宪法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自然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符合宪法学的定义，即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在政治观念阶段，思想家们讨论了宪法的政治哲学，主要问题是宪法、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法律、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为宪法法的产生奠定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即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而且，这种对政党制度的研究还可能导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果。

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洞悉历史逻辑，揭示宪政规律。因此，我们并不否认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必要，只是必须明确价值判断的科学功能（解决宪法的正当性问题）、适用范围以及与事实判断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宪法是什么做一个统而概之的回答，因而是个客观共识问题。

笔者认为，民族、民生、民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个基本因素，只是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而已。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不仅是经验史，更是思想史。

在此，我们把文化形成的历史比喻成物体的质量，以说明文化传统的特性。本文在此简略介绍决定中国国情的三个基质因素及其对当下政治的深刻影响。

因此，在法学体系中，宪法学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哲学韵味也更加强烈。因此，尽管不能穷尽所有经验材料，但一定要尽量多地发现、整理经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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